充分估计反科学、伪科学的复杂性

刘华杰

　　中华大地持续20余年的“气功潮”终于引起了最高层领导的“重视”，民政部、公安部及中共中央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法轮功的政策，一时间法轮功成了众矢之的。用一句老话讲，这叫罪有应得，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是，我们是否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成千上万民众（包括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有组织地大练法轮功呢？为什么一批相当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公开宣称“法轮大法”是最高意义上的科学呢？在某些共产党员头脑里，法轮功之类低级迷信观念何以会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学说并行不悖呢？本文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科学精神的沦丧和伪科学、迷信的泛滥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世界范围看，在20世纪末，学术界的反科学和社会上的伪科学达到空前的程度，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准备过程，中国的故事只是这个世界性故事中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当前出现的对科学的普遍敌意和怀疑是各种因素累积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政府、媒体及学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会犯各种战略和政策上的错误。
　　此时我们要特别指出，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宣传伪科学、迷信和反科学言论的神功、特异功能并非只有法轮功一种。过去气功组织围攻电视台、报社和法院的事情也发生过多起，比如沈昌神功组织就围攻过《工人日报》社。过去许多神功也向社会各部门甚至高等院校渗透过，沈昌“大师”就两次到北京大学布道，在办公楼礼堂向北京大学师生宣讲神不神鬼不鬼的所谓“沈昌人体科技”和“沈昌哲学”。人们也许还记得，印有“沈昌人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之类荒唐口号的磁带、图书、杂志充扩斥大街小巷甚至科苑书城（科技部和中央电视台附近）。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多次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这类伪科学、迷信泛滥的情况，并提出了各种建议。但遗憾的是，这类报告并未引起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相反认为科学界和新闻界的反伪科学活动是小题大做，出笼过“三不政策”，即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
　　在过去20年里，各路神功“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与有关部门的暧昧态度有一定关系。我们不得不提起1995年夏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时全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气氛，但好景不长，包括《科技日报》在内都曾被迫拆过版。一部反映科教兴国战略和媒体呼声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心声的图书《伪科学曝光》的出版，遭遇重重阻力。已排好版的书稿先后在十余家出版社传来传去，原因既非缺少资金，亦非违反有关出版政策。出版社领导开始都非常热情，并保证坚决出好这部书，有的甚至与编者签了出版合同，但过了几天社领导受到压力，态度180度大转弯，说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出版了。当然，最后还是经过多方努力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各界反映良好。1998年揭露伪科学伎俩的第二部文集《虚妄的智慧》在出版过程中，再次重演了几年前的剧目。
　　2、伪科学与反科学
　　反科学不同于伪科学，虽然它们之间有各种联系。中国的反科学基本上是从外界输入的，而且局限于学术界。不过，近几年也有一些变化，比如“沈昌人体科技”既是伪科学，又有明确的反科学言论，它把科学技术诬蔑为最大的迷信，这种“人体科技”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破除科学的迷信”。
　　反科学是学术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股思潮从如下运动中具体表现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新时代运动、颓废派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理论等等。但这些学术思潮并不仅仅归结为反科学，它们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科学，它们中许多思想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因而不能笼统批判。这种反科学思潮在西方国家十分强劲，甚至占居学术主流。人文学术领域对科学持怀疑态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至少在美国，学术界的反科学活动尽管已达到相当可怕的程度，但总体上看，它们仍然只停留在思想层面，从未影响国家的科技政策。学者本身也始终尽量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近些年，后现代之风刮到中国，学术界的反科学也随之输入中国。由于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反科学思潮如李醒民所言只能是“超前的精神高消费”，多少显得不明智和不合时宜。不过单纯从学理上讲，反科学要优越于伪科学，我已在多处讲过其中的理由（有关中国伪科学泛滥的原因和危害，我已有短文专门述及，见1995年《科技日报》和1997年《北京政协》）。
　　3、中国伪科学的333结构
　　国内伪科学相对于国外的伪科学可能更复杂一些，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理解中国伪科学现象，为了称谓方便，现把我的看法总结为“中国伪科学的333结构”。
　　第一，原型分类。中国伪科学可分成三类：江湖型、学院型和权贵沙龙型，在1999年《三思评论》第一期我已对其作了清楚的说明，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其中只有学院型略值得同情，但在我国又十分稀少。
　　第二，问题层面。中国伪科学是三个层面问题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三个层面分别是政治层面、社会心理层面和科学认识层面。与法轮功一样，大型的神功异能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企图，包括为大师立传的作家柯云路在其著作中也不讳言其政治动机。这并不奇怪，这是由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客观决定的，牵涉到民主、宗教、社会公正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社会心理层面是指，目前的社会现实使百姓具有接受各种异端邪说和荒唐迷信的心理基础。人口老龄化、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等，都使百姓心理相当脆弱，迫切需要找个心理寄托。传统的意识形态随着思想解放和逆反情绪而逐渐被人淡忘，此时正好各种唯心主义、有神论观念钻了空子。
　　科学认识层面是指，公民识别伪科学需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既包括基本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基本的科学方法。特别地，只有具体的科学知识是不够的。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也相信法轮功，不能说他们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但他们肯定忽视了基本的科学方法，对科学史和科学精神有许多误解。在科学认识层面要特别注意完整准确理解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是经验科学，但科学方法并不归结为经验论，只以经验论来概括科学研究过程是不确切的，要犯严重的认识问题。“眼见为实”说就是一个典型。识别伪科学需要健全的理性精神，包括怀疑精神和宽容精神，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历史尺度。充分理解中国伪科学还需要有历史的观点，善于从不同的历史时空尺度考虑问题。历史尺度可分三级：第一级以千年为数量级，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悠久的巫文化传统，鲁迅就曾有此概括。中国早就有周易算命、扶箕、谶纬、星占之类东西。历代王朝利用它们以达到统治国家的目的，民间当然更利用这类迷信（非科学地）解决实际问题。第二级以百年为数量级，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自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开始加紧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但是始终得到重视的只是具体技术，而非有着内在逻辑和理论规范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即我们的确在短时间学到了许多具体技术，但对于科学学得很不够。第三级以十年为数量级，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迅速，科学技术取得很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实用主义过分抬头，急功近利倾向表现突出。基础科学受到冷落，实用技术（特别是能够迅速带来经验效益的具体技术）成为科研热点和科普的核心。这进一步加强了轻理论重实际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判别好科学与坏科学的标准竟然简化为谁赚的钱多谁就是好科学；在判别真科学与伪科学时，甚至有人认为能赚钱的就是真科学。这便为伪科学的大规模泛滥提供了条件。
　　以上333结构只是个人的一种理解，肯定不全面，但透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伪科学问题是非常复杂性，是我们注定要长期性面对的问题。
　　4、中国伪科学活动史
从1979年“耳朵认字”时始，现代中国伪科学进入一个高峰期。科学与伪科学曾展开大规模论战。从90年代始，神功层出不穷，吸引大批信徒，包括许多高层人物，伪科学走向建制化发展。一时间以敛财为主要目的“带功报告”成为中华大地奇特的风景。1995年春随着美国“星门计划”的终结，中国特异功能研究受到重创。随后《长江日报》向迷信和伪科学发难，掀起全国媒体的反科学小高潮。当年10月，三不政策以非正式方式流传，形势逆转。以何祚庥为首的十余名全国政协委员和院士上书江泽民，反驳三不政策。1999年何祚庥在天津发表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发法轮功多次围攻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取缔法轮功。
　　中国伪科学活动的历史有资格作为心理学、宗教、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专门研究对象，值得立项做细致的研究工作。
　　5、对待伪科学、反科学的政策
对待信奉法轮功之类迷信和准宗教的人士，党内和党外要区别对待。共产党员应该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党章对此也有明确要求。对于普通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神功等伪科学宣传的是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狭隘的经验论，对此恩格斯在上一世纪已有清楚的论述，见《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收于《自然辩证法》一书）。党员不应该宣扬迷信和有神论，高级领导干部更不应该修炼什么什么神功，这是最基本要求，否则人民群众只能认其人格分裂，无共产主义坚定信仰。
　　近20年来，有关部门在对待伪科学问题上政策极端不稳定，不断人为变换舆论导向，引起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重重误区。比如不宣传、不争论和不批判的“三不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倾向，这都与科学原则、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更不用说与“战斗的唯物主义”不相容了。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既相信马克思主义又相信法轮功之类迷信。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不学无术，对法轮功深信不疑，对马克思主义倒是三心二意。说得好听点，是因为这些人理论水平低，说得不好听点，这些人明明就是政治骗子。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来点“短平快”，完成政治任务，对法轮功进行处理是完全有根据的。但从理论角度看，短时期的“政治解决”并不能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伪科学、迷信以及反科学，搞运动是不行的。有关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是学术界的问题，行政力量并不能就科学问题进行划界，这不是它的职责。
　　政府可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繁荣科学、促进技术进步的系列具体政策，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学术和准学术争论，行政介入适得其反。近20年有关伪科学争论的双方都千方百计使争论政治化，动用非学术力量，表面上迅速结束战斗，决出胜负。但长期看，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双方互不服气，快战的结果更加剧了深层矛盾。
　　总之，科学精神的有无，不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如果强以意识形态的角度解决，只能把问题搞砸、搞臭。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要防止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科学与非科学、迷信、宗教、伪科学之间，都是可以划界的，科学哲学领域学究气的“划界难题”在现实中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一时难以划界的，存疑就是了，过一时段时间事情就清楚了。学术界的反科学和技术批判虽然不合时宜，但只要动机纯正，危害并不大，长远看还有利于人类理性健康发展，甚至有利于科学的更人道化。至于庸俗的反科学，另当别论，应当坚决打击。

　　(《民主与科学》1999年3期，另收入《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